加拿大人莫里斯 #183;斯特朗曾多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，参与制定了著名的《地球宪章》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地球工作者”。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斯特朗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他的环保理想，关心中国环保事业的点滴进步，参与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，并且已经把家安在了北京。记者近日走进塔园的一座公寓，采访了斯特朗。
　　“中国是一个让我省心的国家。”斯特朗说。1972年，周恩来总理在接到他的邀请后，决定派团参加人类环境会议。尽管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时期，但是一个由国家计划、外交、冶金、轻工、核工业、石油等部门4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赶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斯特朗对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仍然印象深刻。
　　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期间，为了让中国代表团更好地发表见解，斯特朗每天早晨都会给予他们特殊照顾，解释当天要做哪些事情，这也是他与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合作的开端。
　　当然，斯特朗与中国代表团也曾发生过争论。斯特朗回忆说，当初中国坚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，并且认为“人”是最重要的财富，希望把“世间一切事物中，人是第一可宝贵的”等毛主席语录中的话写入《人类环境宣言》。在会议最后一天晚上，经过艰难的谈判，最终，斯特朗对中国的坚决态度表示理解和支持，同意在《人类环境宣言》中添加了这几条内容。
　　作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，周恩来总理决定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从事环境保护。从那时开始，中国开始重视环境问题，环保事业不断进步。1992年，斯特朗担任里约热内卢“地球峰会”的秘书长，成功推动发达国家政府出资60亿美元，帮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。之后，他在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和《京都议定书》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协助工作。在那之后，斯特朗开始思考推出一套将发展中国家包含其中的机制，这就是“清洁发展机制”(CDM)，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相应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，其减排量可算作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。
　　斯特朗发现在中国相同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1/4～1/5。“清洁发展机制”的推行，既能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代价实现减排目标，又能让中国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，可谓是双赢的策略。近年来，为了全力推广这项机制，斯特朗选择常住北京，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。
　　斯特朗在退休之后，一直关心着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。他认为，这几十年来，环境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，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由不认识到有所认识，由认识不多到认识较多。现在，环境保护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生僻词了。
　　当被问到为什么在退休之后，选择定居北京时，斯特朗回答说:“哪一个国家是未来最好的国家？我说是中国。我认为，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自身的环境保护，避免走发达国家‘先污染后治理’的道路。而我相信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在环保方面做得很不错的国家，同时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，而中国的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环境保护事业上的努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待在这儿。”
　　从1972年起，斯特朗就与中国的环保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今后，他还将为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继续贡献他的力量。